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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光荏苒，不知不覺在體制內工作了十年多了。十年的青春韶光，可謂是一個人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，而我的體制內十年，一直躬耕在基層。“躬耕”這個詞本來出自于諸葛亮的《出師表》“躬耕于南陽”，后來多用于褒義，說某人躬耕于某地，一般是暗示日后的發展還不錯，把這個詞用在這，我似乎有些“飄”——材料寫多了，不知不覺對用遣詞造句敏感了許多，這也算是一個“職業病”吧。
言歸正傳，十年的基層體制浸潤，可謂全方位改變了我，而最更大的改變，是三觀的改變，讓我從一個憤世嫉俗、熱血沸騰的小年輕，變成了凡事三思而行、思慮再三的一個的中年大叔，我懷念當年那份路見不平拍案而起的激情，更感激現在經過歲月淘礪、基層實踐鍛煉塑造的這份成熟與沉穩，自己對事物的觀點，也由當初的偏激變得越來越溫和。
下面主要談談寫材料。寫材料是體制內的大活，這件事就連體制外的很多人也都清楚。寫材料要求扎實的文字功底，嚴謹的文字態度，精確的文字表意以及盡可能客觀中立的敘述表達。而作為一名從事機關文字工作數年的人，我感覺寫材料最大的痛苦在于遣詞造句的“搜腸刮肚”和形勢判斷的“言之有據”。
其實我本來文筆還算可以，大學期間偶爾投投校報，寫一些散文類的文字，抒發一下感情等等。參加工作后，有幾年沒動筆，寫作欲望直線下降，再加上機關材料的文風不符合我自由散漫的風格，所以一直是敬而遠之。最初的幾年，有老大哥頂著，我也就樂得清閑，但是老大哥偏認為我是一個寫材料的“可造之材”，然后我就開始了機關材料生活。
最初的時候我是抱著糊弄的心態，從網上裁剪文章片段，七拼八湊的搞出一篇來。剛開始一些不重要的材料，領導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，沒多久一次比較重要的材料起草，領導看我寫得實在不像樣子，把我叫過去狠狠批評了一通。見到我有點不服氣，領導拿過我的文章，一字一句的給我摳。他指著我寫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沒有同步發展說，這句話屬于重大判斷，你哪來的依據？我跟領導辯解說這都是網上找到的資料，他反問我，這些資料權威嗎？是經過科學論證的嗎？是被黨和國家承認的嗎？他圈圈點點的，給我圈出一大片紅色來，讓我查一下“交代”和“交待”的區別，甚至一個逗號，他都給我圈出來，說這里應該是分號。
給我改完材料，領導情緒稍微穩了穩，給我解釋道別小看這些材料，看的人多的去了。兩會工作報告，媒體都在拿著放大鏡甚至是顯微鏡看，一個字一個字的推敲。我們的材料就算達不到那種層次，但如果形成紅頭文件，漏洞一大把，被人笑話還在其次，肯定會有鉆空子的。然后他又給我講了一個典故。民國時期蔣介石命令屠殺進步人士的電文“情有可原，罪不可恕”被人巧妙的顛倒了一下語序成“罪不可恕，情有可原”，最后特務機關把人都給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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